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澳大利亚是中国全球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国，发挥着连接亚太地区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桥梁作用。本文回顾和总结了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历史和现状，从以经济外交应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共同迎接新一轮全球科技创新革命、巩固能源资源领域传统合作保障中国经济安全、拓宽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合作空间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在澳大利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意义，在深入研究了中澳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基础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领域，就从政府层面构筑支持体系，以及从企业层面探索基本路径提出了思路建议。

   国际产能合作是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方式，将产能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转移，从而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组合生产要素。19 世纪末的德国、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国以及90 年代的日本都曾通过对外投资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产能、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助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并向他国输出本国技术和产业标准，进而控制整个产业链。2015年5月，中国正式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抓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的历史机遇，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十二大产业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分类实施，有序推进，打造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升级版。

   一、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历史和现状分析

   澳大利亚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较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2015年GDP约为1.598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6.658万美元，是全球第12大经济体，政治和法律环境稳定，市场机制规范，产业结构合理，可投资领域较多，投资回报较为稳定，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连接亚太地区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桥梁。2005年-2015年，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全球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国。2013-2015年，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海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境外投资有着多年的探索历程和投资领域的逐渐变化过程。

   （一）1980—2005年：起步阶段

   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开展了少量投资活动。这个阶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合作尚不成规模，典型案例有中信集团投资波特兰铝厂，中钢集团投资力拓洽那铁矿，中远集团成立中澳合资企业——五星航运代理有限公司，中国中纺投资棉花行业，中国银行恢复在澳营业等。

   （二）2006—2012年：能矿资源领域

   中资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澳大利亚。这个阶段，中国的投资合作项目集中在能矿领域，累计投资总额的73%于矿业，18%于天然气行业，主要集中在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包括中海石油的250亿澳元LNG项目，中信泰富的99亿美元铁矿石项目，兖州煤业的60亿美元煤矿项目，中国五矿的20亿美元MMG收购项目等。由于投资行业多为能矿领域，较多的案例为大规模投资。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由2007年的15.4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162亿美元。2012年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是101亿美元，超过半数的投资项目高于2亿美元。

   （三）2013年—至今：多元化趋势

   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个阶段，除能矿领域外，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项目还包括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高端食品、休闲、零售业、物流业等，典型案例有中交建11.5亿澳元收购JOHN.HOLLAND建筑公司，中国招商局8.75亿澳元获得NEWCASTLE港口的99年租赁权，山东岚桥集团5.06亿澳元获得达尔文港99年租赁使用权，国家电网收购当地电网公司的股权，上海中福集团收购北领地的农地，新希望投资奶牛场和乳品加工厂，绿地等多个知名房企投资商业地产，万达院线收购澳洲影院，联想控股投资海鲜产业，阿里巴巴布局电商平台等。

   （四）现状分析

   2006年-2012年，中国总投资额的2/3是在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的能矿资源领域。2013年，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是91.9亿美元；从投资总额占比分析，输电40%，矿业24%，天然气21%，房地产14%，农业1%。维多利亚州占中国投资总额的48%，维多利亚州36%，新南威尔士州11%。2014年，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是83.5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首次在交易数量（占比85%）和投资总量（占比66%）上都超过国有企业；从投资总额占比分析，房地产46%，基础设施21%，休闲和零售12%，矿业11%，石油和天然气7%，制造2%，农业1%；新南威尔士州成为中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占投资总额的72%。2015年，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是111亿美元；从投资总额占比分析，房地产45%，新能源20%，健康医疗17%，矿业9%，石油和天然气3%，基础设施3%，农业3%；农业项目有12个，总投资达3.75亿美元；民营企业交易数量占比78%；新南威尔士州吸引中国直接投资保持第一，占投资总额的49.3%，维多利亚州排第二，占比34%。

   二、新形势下中国在澳大利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意义

   （一）以经济外交应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推出了以高标准和排他性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如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些协定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会严重影响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在对TPP持开放态度的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用投资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不是商品输出构建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发展平台。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发达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2015年6月和中国正式签署了《中澳[url=]自由贸易协定[/url]》，是中国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重要合作国。在澳大利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对中国以经济外交应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共同迎接新一轮全球科技创新革命

   2015年6月，中国公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12月，澳大利亚公布《全国创新和科学工作日程》，全面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从历史上的几次全球化科技革命看，科技创新始终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在世界新科技革命中抢得先机的国家，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澳大利亚是资源、能源、农产品、健康产品等输出大国，中国是消费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中澳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具有极强的互补性，是两国共同迎接新一轮全球科技创新革命的必由之路。

   （三）巩固能源资源领域传统合作保障中国经济安全

   澳大利亚矿产和农业资源丰富，铁矿石、煤炭、黄金、铀、锌铅、铝土、锰、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等产量居世界前列，农业高度现代化、机械化，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澳大利亚已探明的铁矿石资源约有160亿吨，勘探开发较为成熟，是力拓、必和力拓、FMG等世界前几大矿商以及中资企业铁矿石投资的重点国家。澳大利亚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黑煤地质储量约575亿吨（工业经济储量397亿吨），居世界第六，褐煤地质储量约418亿吨（工业经济储量为376万吨），占全球褐煤储量的20%，居世界第二。加强和澳大利亚的国际产能合作，对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的安全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拓宽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合作空间

   过去，中资企业“走出去”主要是贸易，也就是产品输出，通过贸易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向外输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核心就是要把中资企业的产品贸易和产品输出升级到产业输出和能力输出，从出口中低端产品到出口高端制造业产品，实现贸易驱动到投资驱动和金融驱动的新型对外经济合作模式。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开展多元化投资，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投资成功，不仅可以将国内优势产业转移到澳大利亚，取得稳定的投资收益，更可以获得国际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为成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基础

   在总结大量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各国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形成了国际产能转移的诸多理论，对中国在澳大利亚更好地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非常有益的启示。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解释制成品贸易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的著名理论。该理论没有从产品自然属性逐渐消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产品创新、产品成长和成熟、产品标准化等三个阶段来分析企业所做出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产品创新阶段，市场需求主要在国内，创新国主要通过出口而不是直接投资来满足其他国家需求。产品成长和成熟阶段，创新国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逐渐出现跨国生产以规避进口国关税等贸易壁垒，成本要素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开始向市场结构相似、消费者偏好相似、相对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产品标准化阶段，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地区，此时自然资源丰富和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家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最佳选择。

   （二）投资要素诱发组合理论

   投资要素诱发组合理论（Theory of Investment-Induced Factors Portfolio）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是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发的。直接诱发要素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生产技术、知识信息以及管理技能等，诱发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间接诱发要素是指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一是投资国的诱发因素，如国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签署合作协议等；二是东道国的诱发因素，如优越的投资环境、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健全的法律法规等；三是全球性的诱发因素，如经济全球化、科技创新等。

   （三）国家比较优势理论

   国家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企业如何形成并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进行了分析。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划分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技术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并将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细分为四点：一是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二是较易产生规模经济、较高需求层次和具有超前性的国内需求；三是得到上游原材料供应和下游销售渠道支持的产业因素；四是支持企业创建、战略规划、组织和管理的条件。该理论认为国内的激烈竞争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为了确保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企业必须获得充分的竞争优势。

   （四）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理论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理论是指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充分结合和利用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合理配置生产和营销资源，谋求最大利益。该理论指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目标不能限于东道国，而应追求全球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强调全球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合理配置、协调和管理各国各项资源，实现采购、生产、营销、研发和财务等环节的一体化，真正实现专业化生产，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四、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领域

   （一）能矿资源领域

   自1997年我国实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走出去”战略以来，能矿资源类境外投资逐步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自2012年起，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我国能矿资源类境外投资又呈现了断崖式下跌态势。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能矿资源类投资正是市场泡沫高企时期，成功案例不多，教训和代价不少。目前，全球能矿市场有触底反弹趋势，相当部分的能矿资源价值趋于理性甚至被严重低估。这为中资企业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参与全球能矿市场的合作与竞争，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大的能矿资源需求市场。长远看，中资企业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能矿领域的竞争是大势所趋，澳大利亚是中资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能矿跨国集团的重要战略性合作国家。

   （二）基础设施领域

   澳大利亚政府于2016年2月正式宣布《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规划》（Australian Infrastructure Plan）。此纲领文件针对未来15年内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领域面临的需求与挑战，重点提出了93项优先建设项目列表（Infrastructure Priority List），并对各级政府发展基础设施提出78项建议，内容涵盖改扩建悉尼、墨尔本等首府城市轨道交通，霍巴特等老城区翻新改造，大力发展收费公路，扩建大型机场枢纽，改革电力、供水、宽带等领域融资和运营方式。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是许多基础设施已经接近使用年限，港口、道路、机械、电力等新合作机会也不断涌现，据测算建设资金缺口估计在7700亿澳元以上。中资企业由于缺少发达国家的项目建设和运营经验，很难独立中标并参与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项目，进入的门槛较高，且本国施工人员签证较难获得，环境保护和原住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突出，劳工成本较高，商业和文化差异较大。

   （三）农业领域

   从规模角度分析，相比能矿资源领域的投资，中国在澳大利亚农业领域的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是农业领域的重大投资来源国，但中国又是农产品消费大国。因此，在澳大利亚的农业领域，蕴藏着较大的国际产能合作空间。农业的前期成本投入较大，需要熟悉当地市场，处理好和当地社区特别是原住民的关系，充分了解和中国不尽相同的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大量投入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澳大利亚的农业合作是否成功还取决于中资企业的前期可研是否扎实、介入后的管理经营是否到位、市场开拓是否顺畅等诸多因素。适于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农业投资项目主要是畜牧养殖类农场、乳业等畜产品加工、渔业捕捞和贸易、粮食作物种植加工和贸易、水果种植加工和贸易、园艺以及林业等。

   （四）装备制造领域

   澳大利亚和我国的经济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较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应当是中资企业积极开拓装备制造业合作的发达国家市场，并可以辐射到周边国家。深化能矿资源、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无疑将带动装备制造合作，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中资企业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重点行业的全面合作。传统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装备制造方面和澳大利亚合作较为广泛，具有先发优势。澳大利亚对装备制造的产品标准、质量等有较高的要求。澳大利亚企业的客户忠诚度较高，很难改变消费习惯。因此，中资企业介入澳大利亚装备制造领域前，需要做好全方位的细致准备，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比较优势。

   五、从政府层面构筑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产能合作的支持体系

   （一）以两国政府战略对接为契机

   2014年11月，中国与澳大利亚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8月，中澳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在堪培拉举行，双方达成共识，要通过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进一步提升合作的领域和层次。2016年2月，中澳两国外长级会谈进一步明确了两国战略全面对接的具体内容。2016年4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正式宣布了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澳方北部大开发、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澳方“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的对接。2016年4月19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丹尼尔.安德鲁州长宣布本州的《中国战略》计划，一是要加强与中国中央政府及各友好省政府的往来，明确工作开展方向及目标，同时为更广泛的中澳合作奠定基础；二是推动维多利亚州成为全澳对亚洲有深入了解、具备亚洲能力的卓越中心；三是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建立联系，并为人文交往搭建新的平台；四是为政府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吸引投资，为维多利亚州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持；五是为成功的中澳商业交往提供支持；六是根据维多利亚州的竞争优势以及中国特定的市场机会，有针对性地开展贸易活动。中澳两国政府的全方位战略对接，为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以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为保障

   2015年6月，中澳两国政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一是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零关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会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会分别达到96.8％和97％，都远超过一般自贸协定中90％的降税水平。二是在服务领域，澳方承诺协定生效后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部门，是世界上首个对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就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中方会以正面清单方式向澳方开放服务部门。此外，澳方还对中方在假日工作机制等方面作出专门安排。三是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生效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同时降低中国企业赴澳投资审查门槛，并给予便利化安排。四是协定还在“21世纪经贸议题”的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等十几个领域作了双方交流合作的推进规定。

   （三）以两国产业支持政策为指引

   国际产能合作是两国政府合作推动的发展模式，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有意识引导。中澳两国政府要通过产业支持政策的指引发挥引导与推动作用，搭好国际产能合作信息平台，为项目对接牵线搭桥，解决市场调节难以解决的信息不对称、贸易成本较大、投资风险较高等问题。中澳两国政府应当建立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支持政策指引平台，形成政策指引信息网络体系，了解企业对国际产能合作的供求状况，不定期地发布产业合作项目的供求信息和调查分析报告。我国驻外使领馆、驻外新闻机构、商会协会、金融机构等，应当与澳大利亚有关政府部门积极开展沟通和协调，尽早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以及重大项目开发信息，协助中资企业积极跟进项目并建立对接与合作关系。

   六、从企业层面探索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产能合作的基本路径

   （一）中资企业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注重 实效、互利共赢，积极稳妥、防控风险”的基本原则。企业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应当在中澳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能坚持市场导向，反映市场需求。企业主体地位能否确立，主导作用能否发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澳两国的国际产能合作的成败。中资企业可以通过在澳大利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获得设计、研发、营销、服务、再创新能力等高端生产要素，逐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物流链和创新链的地位。

   中资企业可以从不同角度形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例如：结合澳大利亚基础设施的市场需求，推动钢铁、有色、建材行业等优势产能的国际合作；结合澳大利亚可能推进的“高铁”建设，加快拓展轨道交通装备的国际市场；开发和实施澳大利亚的境外电力项目；继续推动能矿等重点领域的境外投资；提高农业行业的国际合作水平；提高信息通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工程机械等制造企业在澳大利亚布局，完善全球业务网络；推动航空航天装备对澳大利亚的输出；开拓澳大利亚的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高端市场。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更要尊重市场规律，要通过在澳大利亚的境外并购加快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澳政府也应该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应当以企业为主体统筹规划，为两国企业的国际产能合作搭建平台，推动和支持两国企业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

   （二）以规划先行作为在澳大利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先导

   规划先行是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抓手，可以从银政企三个方面共同推动。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开展国际产能的规划合作，应当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充分对接澳大利亚自身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在推动整体规划合作的同时，中资企业要围绕重点领域，发挥知名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高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的本土化优势，深入开展专项规划，以基础设施、能矿资源、农业、装备制造等为重点，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大项目储备。

   以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为例。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总额50亿澳元的北部地区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以优惠利率贷款吸引全球投资者加入该区域港口、公路、管线、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能矿资源极其丰富，主要有铁矿石、煤炭、黄金、铀、锌铅、铝土、锰、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等，北领地正在运营的有八大矿山，2014-2015年矿业产值超过32亿澳元，LNG的年产能为1200万吨，2014年石油勘探投资达5.5亿澳元，页岩气资源潜力超过200万亿立方英尺，有17个成熟项目正在寻找投资机会；澳大利亚高度重视和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在2015年12月正式实施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业领域合作涉及最多最全面，西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和北领地政府每年都会组织中澳两国企业家参加以农业合作为重要内容的论坛和座谈会，宣介和对接合作项目，畜牧业、种植业、渔业、林业等适于中资企业投资开发。

   （三）共建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区服务产业集群需要

   新形势下，共建产业园区是中澳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式。新建的产业园区作为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应当以科技创新型的为主，能够高效率地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发展目标，极大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澳两国共建产业园区，要协调好两国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和市场及企业之间的关系，发挥好研究性大学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构建完善的支持创新体系，创造有利于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文化氛围。在产业园区内，中资企业不仅可以共享配套基础设施和各类标准化服务，还能因配套企业和合作企业的地理位置邻近而降低物流等交易成本，更能发挥集体效益，享受两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和便利制度安排。成功的产业园区可以促进两国形成国际产能合作的新产业合作链条和产业合作集群，助力两国企业繁衍、发展和壮大，成为企业间互动和创新合作的发动机。

   中澳两国共建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区，要特别注意文化差异、法律制度体系差异、区域内的合作模式差异、资本投入的差异。一是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区内的企业边界不能过于清晰，否则不利于企业间沟通合作，不利于产业集群的未来深化发展。二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中澳企业合作力量不能过于分散，要提高生产资源的孵化效率，将高科技和创新作为中澳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动力，否则会形成劳动密集型和低增加值的低端产业特征。三是应当整合金融资源，为中澳企业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成熟的金融产品，更好地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四）搭建金融平台支持中澳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澳大利亚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业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最大，是GDP的8.4%，拥有亚太地区第二大股票市场，澳元在全球的交易量位居第五。应当在澳大利亚打造支持中澳国际产能合作的金融合作平台，发挥好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等各种金融形态的优势和作用，加强同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国民银行、西太银行、联邦银行等本地银行、产业投资基金、保险公司、风险资本等金融机构的合作，畅通投融资合作渠道，在产品开发、风险控制、信息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经营能力和影响力，全面开展项目融资、贸易融资、国际结算、财务顾问、离岸资产证券化、银团贷款等综合金融业务，为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共同支持中澳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的开发建设。

   特别要指出的是，与商业性金融不同，开发性金融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可以在早期率先进入中澳国际产能合作的利润相对较低的领域，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国际产能合作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在中澳国际产能合作的起步阶段，大项目的投资回报期较长、利润率较低、资金缺口较大，商业性金融很难参与其中。因此，开发性金融可以自身的经验、影响力和资本投入，为其他金融形式的进入提供前期的支持与保障。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围绕中澳国际产能合作的热点领域，引导中资企业探索“EPC+F”（工程总承包加融资）、PPP（公私合营）、BOT（建设-经营-移交）、PFI（私营主动融资）等多种合作模式，首先积极参与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商业性金融逐步进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规则，优化中澳国际产能合作的金融支持生态环境。